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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通常情況下，我們都知道，合同作為債的一種，無論作出何種約定，均為負擔行為，即使所設定的負擔行為為履行物權變動之義務，這一約定本身也不會發生物權變動之效果，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一分為二之道理即在此。
不過，對于離婚協議中關于財產處分的約定則存在一定疑惑。畢竟婚姻關系相較于合同法律關系而言，是身份法律關系。雖然婚姻關系這一身份法律關系有關涉財產之部分，但也僅為其身份關系之延伸，因此在離婚協議這種同時帶有身份法律關系和財產法律關系的合同中作出財產處分約定，是否會直接造成物權變動，或許值得再次討論。
二、理論之分析。
筆者認為，離婚協議中的財產處分約定并不具有物權變動效力。于理論之上，我們從兩個角度分析這一情形。
1.按照我國法律規定的情形，我國為物權登記主義而非物權意思主義。于法律規范之上表述為《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易言之，以法律行為進行物權變動，約定如何在所不問，物權本身之變動應以登記為發生效力之前提，若非經登記，則物權并不發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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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提及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所言之行為即應為處分行為。因此，離婚協議既然是一種合同，雖然包含身份關系，但其有關財產的部分，在現有《民法典》規范語境之下，以法律行為進行的物權變動，只能通過登記方式解決，僅在離婚協議中設定負擔行為，不能發生物權變動之效力。
2.而從公示公信的角度出發，我們也可如此分析。我國采物權登記主義，物權變動的關鍵在于公示公信，因此才會出現物權可有善意取得，而債權由于不具備公示公信之效果，并不存在債權之善意取得。夫妻間的離婚協議，說到底仍然是合同法律行為，是債的一種，具有相對性，不具有公示性，并不對不特定第三人發生效力，同樣不存在公示公信之效果。在此前提之下，若離婚協議有關財產處分的約定發生物權變動之效力，則在邏輯上也難以自洽，易言之，不具備公示公信的夫妻間協議，又是如何發生應具有公示公信效果的物權變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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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例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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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理論分析雖然如此，我們也仍應考察類案之裁判情況，于實踐上對離婚協議中財產處分約定的效果有更為深刻地理解。
（2020）粵0106民初1040號民事判決中，法院查明鐘細美提交的雙方于離婚當天簽訂的《離婚協議書》顯示，雙方約定“二個兒子由女方鐘細美撫養，男方凌裕容每年承擔貳萬元正撫養費，直至兒子參加工作止，同時約定廣州市天河區橋頭新村街XX號歸女方鐘細美所有，債務由男方凌裕容承擔，雙方無共同債權。”而本案中原告的訴求則為“確認位于廣州市天河區橋頭新村街XX號房屋的所有權屬于原告所有”，但是，法院認為“原告鐘細美與第三人凌裕容離婚登記時對涉案房屋進行了權屬約定，但并未實施物權變更登記手續，該協議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雖然本案涉及到執行案涉房屋之后，過戶到第三人名下的問題，不過從法院裁判的態度來看，若離婚協議能夠產生物權變動的效果，便不會將案涉房屋直接拍賣過戶到第三人名下，也不會駁回本案原告的訴訟請求。
同樣的，（2019）湘1302民初1824號民事判決中，原告的訴訟請求也是“判令位于婁星區湘陽街南側安廈鑫苑0005幢131房屋（所有權證號00149258、00149257）歸原告所有”。法院查明的事實中，也提到離婚協議，《離婚協議書》里關于財產及債務問題約定：“1、夫妻共同財產，現有房產三處，……婁星區湘陽街南側安廈鑫苑5棟131室全部歸女方所有；……3、所有債務由男方承擔……”。但是，本案中，法院也認為，“離婚協議只是離婚雙方當事人關于離婚事項的約定,約束的是協議雙方當事人,其不具有對世設定物權的效力。即使該離婚協議被生效判決認定有效,也僅指對協議主體有效,不能改變離婚協議效力相對性。原告陳菁與被告童建章簽訂《離婚協議書》后,被告童建章尚未向原告辦理過戶登記手續,依據因法律行為取得的不動產物權必須經過登記才成立的物權公示原則,原告對于案涉房屋享有的仍是登記請求權而不是物權,故原告陳菁主張案涉房屋歸其所有,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說，本案的法院觀點，與前述理論分析一樣，也是從登記生效和公示公信兩個角度，否定離婚協議的物權變動效果。
而(2019)黑0113民194號民事判決則有所不同，當然，這一案件中支持原告的訴請還是由其他考量因素的。本案中，原告陳述提到，“1986年3月10日辦理離婚登記，當時雙方對財產處理約定：男方把自己的衣服和一臺自行車拿走，其他一切給女方，男方再給女方買兩間房歸女方”，乍一看本案中的離婚協議并沒有財產處分約定，但本案中確實涉及財產變動，離婚協議中提到的男方給女方買房子這一情況，實際上是發生了的，原告起訴也是確認男方購買并給與原告房屋的相關權利。而法院最終“確認坐落于哈爾濱市雙城區承恩街道新民街四委一組的產權證號為：6—0489號一間半（建筑面積39.05平方米）及附屬的棚廈（建筑面積36.50平方米）歸原告劉鳳蘭所有”，原因在于，1.夫妻雙方在離婚時訂立的財產分割協議，如不存在訂立協議時欺詐、脅迫等特定情形，就應確認財產分割協議的效力，2.離婚協議約定約定三個孩子（二子一女）歸女方撫養，男方把自己的衣服和一臺自行車拿走，其他一切給女方，男方再給女方買兩間房歸女方所有等事實，是一種以解除雙方身份關系為目的，并附條件的離婚約定，3.原告在被告購買的房屋內撫養三名子女，至今均已成家立業，且原告一直在此房生活至今。我們有理由相信，本案之所以支持原告的訴請，較為關鍵的便是“原告一直在此房生活至今”，這也是在某些特殊因素之下法院有可能支持離婚協議中物權變動效果的情況。
四、結論。
離婚協議中的財產處分約定，在《民法典》的規范語境之下，在理論分析之下，并不會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也就是不具有物權變動效力。從部分物權確認糾紛的案例中，我們也能發現，從合同相對性、公示公信效力、登記生效主義等角度，法院一般不會支持僅有離婚協議中財產處分約定的物權確認訴請。
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長期居住離婚協議中約定的房屋，也就是存在占有狀態，且為合法占有人，則有可能會得到法院的支持，達到物權確認的目的。不過這一情形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并非說明離婚協議本身會帶來物權變動效果，而是長期的居住利益和占有狀態，打破了物權登記的推定效力，從而進行的物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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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 微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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